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1952年7月以后，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调进北京。于是，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和习仲勋，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北局来京担任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高岗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应当说，当时中央对高、饶是器重的，特别是高岗，他担任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对于这五位进京的领导人，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一马”自然是指高岗。
可是权欲极强的高、饶二人对这种安排并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
周恩来告诉高岗，一切指令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激动得像刚喝过酒，脸上的麻坑都挣红了：“哪个中央？哪个中央？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吗？”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看了地方报来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认为新税制在组织上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在政治上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他直接点了薄一波的名。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随后中央在组织上又作了调整，明确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财经工作，仍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负责；外交工作还是周恩来；下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所属的劳动部，也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这下高岗神气起来了，他拍拍饶漱石的肩膀：“怎么样，看见没有？现在可不是三大战役的时期了，刘、周二位也该坐坐冷板凳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毛泽东在1953年3月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至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个话后来也传到高岗耳朵里，加上中央可能还有人事变动，这更助长了他的野心。
西子湖畔的刘庄或汪庄，都是风光旖旎、幽静宜人的别墅区。秋季的一天，高岗来到这里会见林彪。林彪换了衣服，叫上叶群，走到门口迎接。林彪能出门相迎的人物自然关系不一般。
三人边往楼上走，边聊了起来。
林彪对高岗说：“听说财经会议给你搞得很热闹？”
高岗笑得很难看：“哪里，用一句东北话讲，是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哩。”
三人在办公室坐下后，秘书倒上茶，问林彪还有什么事，林彪摇摇头，秘书就走出门，随手将门带上。
林彪请高岗抽烟：“听说最近主席谈到了调整党和国家体制的问题？”
高岗吐着长长的烟圈，再次笑皱了脸：“林总，你是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我这次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想当面向林总请教。毛主席已经透露他退居二线的意思，是千真万确，这也很自然，他毕竟是快60的人了，锻炼一下年轻人也很有必要嘛。”
高岗说这话的时候，神态很放松，好像不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是他高岗的先见之明。林彪却不语。他是个从不轻易发表意见的人，对这种“大事”，即使在最熟悉的人面前也常常缄口不言，这使得他显出几分威严，更显出几分神秘。
高岗却是个话多的人，不要说十人八人，就是两个人的场合，总能听到他的高门大嗓。可现在他放低了声音：“林总，现在急需有个更年轻的人接任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
林彪依然不语，像怕冷似地紧捧着茶杯，从杯壁上取暖。沉默良久，他才说话：“我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目前在中央，我认为只有你最为合适。你的威望和才能，你在东北的成绩，都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高岗心花怒放，可话到嘴边却变了味，反而谦虚起来：“我不行我不行，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有你林总才合适。我呢，粗人一个，顶多干干政务院……”
叶群见他俩谈得投机，自己也跟着神采飞扬起来，一边给两人倒水，一边插话说：“高主席能行，一个大东北都掌管得这样好，一个政务院也不在话下。”
高岗打开皮包，从中取出一份名单，递给林彪：“这是饶漱石搞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请林总看一看。”
第二天，叶群来到高岗住处。解放之后，林彪逐渐养成了一种夫人外交的习惯，许多他不愿出面不便出面的事常让叶群代劳，而叶群热衷政治，求之不得，所以只要林彪交办的事，她都有十二万分的热情。叶群一到，高岗就急切地问：“林总对政治局名单有什么意见没有？”
叶群忙说：“林彪同志说，毛主席退居二线，是英明之举。他主张由你来兼职，既当党的副主席又当总书记。总理干脆摆个名义职务，最好由你来掌握实权。”
“这怎么行？还是由林总来掌握实权的好。”
“林彪同志的意见，他的身体不好，不一定要摆上。至于军队八大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不大，等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就可以将人调动一下。”
高岗仔细听着。
叶群接着说：“林彪同志还说，他不同意刘少奇等白区工作者掌权。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是千千万万武装人员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
“对，太对了！枪杆子出党，党就是我们军队创造的。”高岗直拍大腿，“只有毛主席才代表红区，他刘少奇是白区的党，只能代表白区。现在他们白区干部要篡夺党权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这期间高岗活动更猖獗，发生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的事，也发生了他俩分别向毛泽东汇报的事。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问起主席的身体。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薄一波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北京的冬天，朔风凛冽。困在东交民巷八号里的高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已经从一只老虎变成了萎猫，整日在家酗酒叹气。他最后的一点希望是能得到林彪的同情。
而这时，毛泽东已派陈云去杭州与林彪谈话。行前，毛泽东严肃地说：“陈云同志，你去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对高岗再也不要袒护了！否则，我们就要与他分裂了！”
林彪与叶群早已获悉了12月发生在北京中南海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所以，当陈云刚刚迈进客厅，林彪还未及寒暄，走廊里就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嚎声。陈云一看，是叶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进来。边哭边诉：“这个高麻子哟，可害死人啦……”
把叶群劝走之后，陈云将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些要点，原原本本向林彪作了传达。
林彪听得很认真，中间不插一句话，直到陈云全部说完，才喃喃道：“没想到没想到，他到我这里来竟然怀着这样大的阴谋，这是动摇军心啊。”
陈云告辞时，林彪再一次声明：“请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高饶分裂我们党的活动，我过去和将来都会高度警惕。我林彪要不是身体不好，我还要回京当面批评这个野心家……”
北方的寒冬已经来临。北京东交民巷八号院前，枯黄的杨树叶在地上翻卷着，漫天的黄沙在古城上空飞扬。女人用头巾包着头，男人推着自行车艰难行进，不时吐着嘴里的沙，诅咒这天气。门开处，一个人影闪了进去。
“高主席，现在是众叛亲离啊。”
进来的是饶漱石。他一坐下就问：“你看到了简报吗？”
高岗抽着烟，好像没听见。
饶漱石继续说：“×××的那个发言你看过了吗？”
高岗仍不回答，但眼神告诉饶漱石，他急切想知道这一切。饶漱石：“你可以看看，他……揭发了你在杭州的活动。”
高岗一听反而不感兴趣，背又靠到了沙发上，嘴里嗫嚅：“他能说出个什么？”
饶漱石：“他把你在杭州对他说的话全都抖搂出来了。他还说，林彪和叶群在杭州就批评过他，让他千万小心，不要参与你的那些非组织活动……”
高岗火起来，一捶椅背，眼冒金星：“如果林彪和叶群真这样说了，那就太毒了！”
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作报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作了一般性的检讨。
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4月至8月又先后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华东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在事实面前，高岗不但没有低头认罪，反而对党更加仇恨，先是在寓所触电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又在东交民巷八号他的住所吞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在座谈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是避重就轻，实行抵赖。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了开除高、饶党籍，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的决定。不久，饶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由公安部逮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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